詹世友 何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伦理维度及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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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詹世友，南昌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何欣，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登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3年第二期第1至第8页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伦理维度及其意涵

摘要

 Abstract

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非常突出的伦理维度。伦理是文明的实体性存在，是文明体的群体理性的表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人伦关系新形态、达到国家善治的制度伦理新形态、“以善致善”的国际伦理新形态和基于“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态伦理新形态，各自具有自己的独特意涵，组成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整体。

关键词

Key words

人类文明新形态；伦理维度；意涵

通常认为，文明形态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集生产生活成就、制度创制及其运行机制和精神价值的创造成果于一体的脱离野蛮落后状态的人类造诣的总体性存在，它是一个巨大的时空体。世界上各大文明形态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并在互鉴互学中不断发展进步，尽管也会经历许多碰撞甚至激烈的冲突。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不懈探索和艰苦奋斗，特别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又有鲜明进步价值和创新性以及显著合理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现在，我们正在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继承弘扬和创新发展，是通过“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而创造的与世界其他文明形态相比较而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其伦理维度相当突出而重要。伦理就是文明的实体性存在，是文明体的群体理性的表现。我们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伦理维度可以包含政治人伦关系新形态、制度伦理新形态、国际伦理新形态和生态伦理新形态，这四个维度贯穿在这一文明新形态中，在人伦关系结构、德性内涵、伦理价值引领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意涵。对其伦理维度及其意涵进行深入阐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人伦关系新形态

“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确立，是数千年来人类历史观的深刻变革，也是人类政治人伦关系的深刻变革。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并在实际的政治过程、国家治理措施实施中加以贯彻落实，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人伦关系结构。这种政治人伦关系把人民始终放在最高位置。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伟大变革就在于，从理论上透彻地阐述了历史的前提是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现实的人”，而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主体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正是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动力，社会的变革、历史的发展都是由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内在地要求并实质性地推动的，这雄辩地证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在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中才能体现出来。由于物质生产活动需要得到知识的支持和促进，所以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物质生产活动的知识生产者同样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体力劳动者和从事精神生产活动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始终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他们是创造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并且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孟子深刻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也深刻认识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可以说，中国古代贤哲对民众在国家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有着深刻理解；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首先就要关注民生，通过制民之产，使民有恒心。也就是说，对民众，要先解决温饱问题，然后要使之过上富裕生活，并要对其进行教育，即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要关心民众，提升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道德水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史观高度契合，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就受到中国先进分子的热烈欢迎。中国共产党秉承着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与使命，经历了百年来的峥嵘岁月，创造了百年来的辉煌成就，有一个宗旨一以贯之，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建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人伦关系。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人民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对于一个文明体来说，一种健全的政治人伦关系结构是十分基础性的、框架性的，它决定一个社会的稳定和活力，也是践行一种合理的、先进的伦理价值观的基础。建构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人伦关系框架，必须体现以下三个立场。

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是真正的英雄。在“谁是历史的主体”问题上，历史唯心主义主张英雄是历史的主体，因为英雄是在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伟烈丰功的人。唯物史观则主张，英雄人物也是从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的，是在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杰出人物的雄心和理想要想实现，必然需要调动、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艰苦奋斗，否则也将一事无成。恩格斯肯定“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明确指出，只有在他们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时，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跟随，从而实现他们的目标，成就他们的历史功绩。显然，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真正的英雄。恩格斯明确指出，对这个问题要从事情的底层去看，才能发现其本质要素：“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也就是说，在历史运动中最为基础的力量是广大群众、整个民族的共同意志和愿望，这才是历史中的最深动机或最为基础的动机（英雄人物只是感受或捕捉到这种深层愿望，从而能够唤起人民群众的跟随），只有出于这种动机的行动，才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

第二，人民群众具有强大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而在历史发展中出现过的惊人的创新创造，都是来自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中对工具效率的永无止境追求，对劳动生产力的积累、提高和革命性的跃升的深切愿望，对战胜各种灾害的巨大决心，对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热切期盼，对政治上层建筑良序发展的诉求和对高级精神生活的追求，这些方面的变革和发展就是历史和现实中的首创精神所指向的对象。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源自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深层愿望，以及强大的历史首创精神。习近平同志在回顾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成就时，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发明创造。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大踏步走在世界前列。”

第三，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肉相联的关系，党对人们群众而言，是公仆和领路人的高度结合。这是一种亘古未有的新型政治人伦关系。首先，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以保护好、发展好、促进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最高使命。共产党人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幸福和长远利益为目的。要真正构建这种历史上先进、合理的政治人伦关系，就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无产阶级的头脑，并且要建立先进的组织来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美好未来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这个先进组织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恩格斯说：“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所以，共产党人始终为广大人民群众代言，始终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前和未来的利益而奋斗，对人民有无限的深情，体现着服务人民、奉献人民的崇高精神品格。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所以，党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其次，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组织，是由无产阶级中的理想信念最崇高、革命意志最坚定、能深刻理解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前途的先进分子组成，他们是人民群众的领路人。“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同时，在实践方面，他们是无产阶级中斗争意志最坚决、始终能够起着带领作用和推动作用的人。

所以，“以人民为中心”是政治人伦关系的一种彻底变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洞悉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之后，又能拳拳服膺并全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先进政党所必然要建构的一种新型政治人伦关系。这种政治人伦关系的中心是人民，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这种新型政治人伦关系结构，所表达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赤子情怀，这是对高尚的政治道德品质的有力引导，也是一种有效塑造。“以人民为中心”所体现的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执政理念，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人伦关系是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团结带领人民群众通过不懈努力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的政治人伦关系新形态。在这种新型政治人伦关系中，由于利益高度统一，所以党和人民群众、干部和人民群众能够始终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能够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以这种新型政治人伦关系结构为其基础框架的。它有着最彻底的伦理立场，是个体与群体的高度有机融合，能够有效塑造人们的价值感和道德感，人生意义因之而得到证实，道德美德因之而塑造成型。我们党和国家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建构了这种最具伦理合理性的政治人伦关系结构。

二、达到国家善治的制度伦理新形态

一个文明形态是一个巨大的时空体，它的现实主体就是承载和发展文明的现实国家。由于现代国家结构高度复杂，有着各种政权结构、阶层、繁复的行政机构及其分工、众多的社会团体等，为了使之能够有机联系起来，并且能够有序高效运转，我们必须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建章立制，形成严密的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转化为治理效能，达到国家善治目的。我们看到，制度建设是达到国家善治的必然要求，它有着十分显著的制度伦理价值追求。

所谓制度伦理，有学者简要地阐明了其核心内涵，“是指制度本身的伦理属性及其伦理功能，简而言之就是指制度的‘善’的规定性，由此区分出‘好’的制度与‘坏’的制度”。我们可以进一步指明其实质：制度伦理就是指国家制度体系的伦理属性及其伦理价值指向。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从实质上说，就是时代的特定伦理精神的现实存在；从伦理维度上说，国家制度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关系及其秩序、伦理价值追求及人们的道德行为模式，对存在于其中的个人和群体生活有着道德治理力量。制度分为刚性制度和柔性制度，其伦理内涵分别是客观的伦理关系结构和主观的伦理价值态度、道德风尚。在新时代，我们国家的制度伦理，其客观的伦理关系结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有机结合，主观的伦理情意则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道德规范体系和对人民群众的道德品质的塑造。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一个国家必须有一套制度，以规范和引导国家各项事业的运行和发展。国家制度是管全局、管长远的。一套好的国家制度系统必须具有一种崇高的价值理念的指导，必须建构较为定型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国家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在这个制度体系中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在逐渐成熟和成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保障下，我们的经济实力快速增强，政治环境日益风清气正，社会事业发展蒸蒸日上，自然环境山清水秀，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具有显著优势的事实证明，也是我们国家制度自信的根源所在。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体现了以下两方面的伦理价值。

第一，制度伦理新形态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我国的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是最高领导力量，我们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力量，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一个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政党，它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只有人民的利益。习近平同志曾经深情地说，共产党人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分半条给贫困百姓的人，而人民群众也全力支持我们党的工作。陈毅同志曾经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巨大的系统，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的治理，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为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把航向、定目标，规划重点任务，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面，谋划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显著成效（2021年已经实现了）；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体现了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战略规划的长远性，这是那种实行轮流坐庄式的“多党制”国家所不可能具有的。

第二，制度伦理新形态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民群众的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共产党人的政治伦理关怀就是矢志不渝地为人民谋幸福，并站在达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本质观高度，极其重视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并且随着国力的增长而适时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2021年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不仅要促进社会的物质富足，还要促进人民的精神富有，这是一个更高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将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断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丰富全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全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充分彰显国家制度建设中的政治伦理的主观维度。这是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以善致善”的国际伦理新形态

现代世界交往的最高级别的单位是国家，这种交往称作国际交往。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国家具有最高的主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独立、平等、自由的，在它之上，没有具有更高主权的政治组织；二是国家作为独立的、彼此没有从属关系的国际政治主体，并不存在一种法治状态。如果各国都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相互交往，那就极有可能产生直接冲突，甚至发生残酷的战争。但是，在人类历史真正进入世界历史的时期，世界各国经贸、政治、社会交往又是必然要产生的，并且交往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利益交织越来越紧密和复杂，所以，全球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世界各国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但是，由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由西方主导的，并建立在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基础上，贯穿着以资本为核心的向外扩张的逻辑，其实质就是资本的国际剥削，所以，会造成许多国际的不平等、不公平和非正义。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并对他们的霸权地位造成强大压力时，西方发达国家就会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于是，在不断的发展演进中，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得到显著增长，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对国际秩序的塑造力越来越强，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不但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同时也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当今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外部问题变化万端，冲突也有可能变得很激烈。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站在人类社会的道义制高点上，坚定持有真诚善意和国际公平正义原则，以此指导我们的外交行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我国奉行一种和平、友善、公平、共赢的全球伦理价值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的目的具有善的价值，达到目的的手段也具有善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当今在国际问题上“以善致善”的伦理价值追求。我们认为，这种国际伦理新形态具有以下本质特征。

第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提出，为新型国际伦理发展提供了基准价值。习近平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共同价值是全人类应秉承、践履的价值，是当今世界各国最基本的价值公约数，这就是说，这种价值对人类来说是普遍的，它与世界各国的特殊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关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首先，其普遍性表现在，从人类的生存实际和生存愿望来说，每个国家的基本价值诉求就是和平与发展，因为唯有和平，人们才能安居乐业，才能有效地交往交易，形成财富的积聚，并且在文化上也能够相互欣赏、互鉴互学，促进本国文化的繁荣发展，而这同时也促进了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在国际关系中，只有奉行公平、正义原则，才是各国交往交易的长久之道，是人间正道，也是人类发展所必共由之大道，任何不公平、违背正义原则的行为都必将引起受害国的反抗和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民主、自由是当今世界上获得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民主从本质上说就是人民自己掌握政权，并通过民主程序和民主方式来决策国家的大政方针；自由不是个人任性选择的自由，而是个人在私人事务上行使自主抉择权，而在公共事务上则必须遵守公共法律和规则而带来的自由。

其次，其特殊性表现在各国的核心价值观，一方面具有各自的国情特点和传统文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必须不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违背，这就需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本规范，做到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如果一个国家推行违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观，比如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并且把这种价值观推向全世界，那就违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需要进行坚决斗争并要加以摒弃的。

最后，必须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价值这一前提。实际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今时代一个可行的全球伦理价值目标。其核心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包括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公平、开放、包容、共赢的发展观，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互鉴互学的文明交流观，以及坚持绿色低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一种新型全球伦理观，有以下几个特点。

全球伦理新形态是当今时代最为合理的、追求人类共同善的伦理立场。世界各国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所以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凌驾于他国主权之上。这就是必须尊重各国主权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据，同时，这也内含着世界各国和平发展、共同进步的愿景。我们坚决反对动辄制裁甚至动武的恶劣做法，同时，主张所有国家都要对全球性问题承担自己的责任，包括打击跨国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减少造成全球环境恶化的碳排放量等问题。我们必须在这些方面加强合作，而不能使这些问题政治化。

全球伦理新形态继承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家“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提出了国际伦理的新的价值理念。（1）《尚书》提出的“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其哲学思维的特质是：天下是指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东西的总和，包括普天之下的自然万物和人类种族、文化存在的现实及其想象空间，也包括地球上所有国家和人民。其认为，这个世界中的应然秩序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所以，大家必须在尊重各国不同特点的基础上，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合作共赢，共同发展。（2）儒家的核心主张就是真诚地抱着对别人的善意，以善致善，达到大家的共同繁荣，它对我们妥善处理今天的国际关系有许多启示：首先，儒家的“亲仁善邻”思想，启示我们要更加重视与周边邻国的和谐相处。在我们处理与近邻国家关系时，要本着“亲诚惠容，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原则，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要秉承“亲诚真实”原则。其次，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启示我们，世界各国人们承认并尊重彼此文化、信仰和制度等方面的差别，进而协调相互间利益，从而达到国际关系的和谐。世界各国达到和睦、和谐、和平的局面，是大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必要条件，因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再次，儒家坚持王道而反对霸道的主张，以及“以力辅仁”的思想，启示我们在对待国际问题的沟通、协调与解决方面，首先要秉着善意和公平正义原则，发展以我为主，以强大实力为基础，主持公道，匡扶正义。最后，儒家的“义先利后”的思想，有助于持续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主张，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在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在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做到义利兼顾，才能达到义利兼得、义利共赢。只有这样，才能走出由于一些国家事事以本国利益为先而导致的国际问题治理困局。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正确义利观已成为中国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伦理价值追求。

习近平外交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协和万邦”天下观的精髓，又站在纵览当今世界的时代风云的高度，制定并实施了我国新时代的外交政策。秉持以和为贵的国际关系理念，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以我为主，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别情况，合宜地制定不同的外交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格局。并且再次庄严宣告，不管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永远不称霸，拒绝国强必霸的逻辑，在世界上塑造了一个有道义担当、有强大亲和力、秉持亲诚真实理念、负责任、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大国形象。

四、基于“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态伦理新形态

人类在文明开始的初期，就在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曾经认为，人类的认识和道德价值的源头都是自然界。人类早期更多地是依赖自然，顺从自然，适应自然。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出一种尊崇自然、崇尚天道的道德思维方式，并且与我们的内在心性对应，发展出一种追求德配天地的伦理文化。

然而，近代工业化以来，人类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以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毫无节制地从自然界榨取其有用性，达到了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目的，同时又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如废气、废水及大量工业垃圾的产生，使大自然有失去其自净能力和自我循环能力的趋势，以及有些资源逐步枯竭的趋势加剧，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问题成为人类所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提出了一些处理环境问题的思路和办法：一种是功利主义的办法，即认为，因为我们的行为导致了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从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生命健康，所以，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加强废物回收以及无害化处理等。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只是在环境问题恶化后才会诉诸行动。二是系统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在生态系统里，人是在其中有自主意识和责任担当的存在者，同时又是最大的得利者。生态系统为人所利用，人在其中按照自己的生存利益需要，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信息、能量变换，增进自己的物质财富。既然人是生态系统中的最大得利者，又是唯一具有主体精神、理性能力的存在者，那么，人就应该成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看护者，应该尽最大的责任。这种思维方式比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进了一步，但还不是彻底的生态伦理立场，因为它并没有真正尊重自然本身的伦理地位和伦理价值，没有秉承对自然的伦理情义，仍然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这两种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都需要被超越，需要确立基于“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理念。

中华传统伦理文化具有一种全息宇宙的整体思维视野，其最大框架结构是天人关系，苞举宇内，无物不备，所以具有很高的智慧。其哲学本体论包含外在本体即天道，以及内在本体即本心或心之本体，二者相通而相互发明。孟子就主张，万物皆备于我，所以可以“尽心-知性-知天”，这是天人合一的根本途径。在这样一种天道与人道的关系背景下，孕育出了以下与生态有关的道德精神，即：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德的天地之仁的精神；阴阳调和、云行雨施而万物生生不已的宇宙和谐精神；高明广大配天、博厚辽远配地的道德修养精神；斧斤以时入山林的生态道德精神；等等。中华传统伦理文化特别推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者胸次，并主张人类的崇高使命就是“赞天地之化育”，等等。这些都是在发展生态伦理的过程中所应加以继承和发展的宝贵伦理思想资源。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西方也有一些思想家看到了功利主义和系统理论作为生态伦理学基础的不足，提出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比如史怀泽的“敬畏生命”的思想，以及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等。史怀泽主张，“精神进一步认识到，扎根于伦理的同情，如果它不仅涉及人，而且也包括一切生命，那它就具有真正的深度和广度……现在出现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并得到了承认。”利奥波德在史怀泽的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基于生命共同体观念的“大地伦理”。其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认识到，生态伦理要拓展，其前提就是要扩大“共同体”概念的范围。他主张，这个共同体必须是由人和自然物所共同组成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才能从存在论性质推出伦理价值的标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后来，马克·萨哥夫把这个思想逻辑地扩展为：“我们有义务去欣赏、 尊重和保护自然的内在所有物，它们自身就是壮丽的， 其价值并不仅仅依赖于它们所能满足的经济目的。”这些思想为我们发展一种基于“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态伦理思想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观点。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鲜明地主张，“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个主张是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赞天地之化育”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是对“敬畏生命”“大地伦理”思想的借鉴和发展。2020年昆明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就鲜明体现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其宗旨就是要深怀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可以说，这是克服全球自然环境治理困局的具有高远哲学智慧的生态伦理新方案。这个新方案具有以下实质性内容。

首先，我们树立了地球上的万物都是生意贯通、有机联系的生命系统的理念，形成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思想。2013年《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后来又把“草”“沙”纳入了生命共同体，将“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上升到了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的高度。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山水林田湖草沙是地球上万物相互长养的有机系统，缺掉一环，就会使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命共同体就会退化，只有综合治理，一样不少，利用、保护、修复都按照严格要求做到位，生态系统才会繁茂，生命共同体才会兴旺。由此，我们就明确了生态系统、生命共同体的优先地位。这是对人与生命共同体的伦理关系的准确定位，是对自然的最高礼赞和最高尊重。我们要让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情感在社会上蔚然成风，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

其次，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是一种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实际上，生态环境是否优良，是关系社会经济能否永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同时，生态优势也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而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发生矛盾时，就必须把生态环境放在优先位置。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时，对这一理念进一步作出深刻阐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深刻理解这一全新理念，就需要我们树立辩证思维：（1）生态环境是“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的宝贵资源，日用而不知，但一旦被破坏了，我们就会感受到生活质量受到极大威胁。从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基础性的需求供给。（2）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只有生态资源丰富、良好，才能在不影响其再生和循环的前提下，把生态系统中的某些资源用于经济建设，而且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也是宝贵的旅游经济资源。通过人们的自觉努力，生态环境是能得到改善的，这样生态环境才能成为人类可以永续利用的不可替代的资源，其经济价值是无穷的。习近平深刻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3）人类的生存是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我们的后代也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我们仅为了经济发展不顾及后代，竭泽而渔般地耗费着自然资源，那是违背代际公正的。只有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保护好了，实现了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我们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能够支持永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条件，这既是一笔巨大的自然资源，同时又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资源。

最后，从责任伦理的角度来说，需要我们从主观上形成一种健全的生态伦理观念，并从客观上以制度的方式履行生态伦理责任。从思想认识上说，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因为自然环境是我们生存的约束条件，我们一定要树立“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的理念，形成生态环境“无之必不可”的无条件的道德律令。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从制度上说，最根本的就是实行历史上最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以及在环境保护和环境修复方面制定标准和分阶段的目标，一项一项地落实。党的十八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同时，我们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倡导构建全球生命共同体，并且庄严宣告，我国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为全球生态环境改善、生态资源永续利用，担负起一个大国的生态伦理责任。

总之，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内含着以上四个主要的伦理维度。这四个伦理维度从人伦关系结构的彻底变革，到国内制度建设的伦理价值追求，再到国际伦理的价值重构，最后到生态伦理价值基础的重置，构成一种完整的整体。它们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从人伦关系上实现了一种彻底变革，全方位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理念；在制度伦理上进行了我们时代最前沿的系统建构，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的”这一伟大政治伦理情怀；形成了历史上最为先进的、追求全球公平正义、秉着崇高道德价值理念的“以善致善”全球伦理新形态；在生态伦理建设上，热爱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真正践行着“赞天地之化育”的最崇高的伦理襟抱。

注：封面图片源于vcg.com

华中大社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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